大唐盛世

唐朝皇族陇西李氏，被认为是十六国时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。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则将李氏的祖先追溯到了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耳（老子）。而在南北朝后期，李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是李虎。李虎在北方的动乱中追随北魏权臣宇文泰，成为宇文氏家族倚靠的“八柱国”之一。李虎死后，其子李昞继续在西魏、北周得到重用，并在北周时作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被赐胡姓大野氏，待到北周末年丞相杨坚掌权，才还复本姓李氏。李昞子李渊自少袭封父爵唐国公，娶宇文泰外孙女窦氏（参见词条太穆皇后），深得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杨坚与其妻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喜爱。

隋朝在大业（605年－618年）年间，由于隋炀帝滥用国力，加之三征高句丽的失败，导致民变四起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隋炀帝任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、太原留守、晋阳宫监，以北备突厥，并镇压该地区的农民起义。李渊见天下大乱，隋朝灭亡的形势不可扭转，于是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。他左右的谋臣裴寂、刘文静及次子李世民亦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。
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五月，觉得时机成熟的李渊杀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，于晋阳以尊隋之名起兵。七月，李渊与长子李建成、次子李世民挥师南下，先后破霍邑（今山西霍县），渡黄河，向西南挺进。当时，隋炀帝远在江都（今江苏扬州），关内隋军力量薄弱；中原瓦岗军与王世充激战方酣，均无暇西顾。因此李氏父子一路势如破竹，在同年十一月占领长安，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，拥立代王杨侑为帝，改元义宁，杨侑即隋恭帝；李渊自任大丞相，封唐王。义宁二年（618年）三月，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杀。五月，李渊逼恭帝禅让，李渊称帝建国，国号“唐”，改元武德，定都长安，隋朝灭亡。李渊即唐高祖。此后，高祖册长子李建成为太子，次子李世民为秦王，四子李元吉为齐王。

唐高祖在位时，废隋苛政，定律令、建官制、置学校、组建十二军统领府兵、颁均田制和租庸调法、行“开元通宝”钱，初步完善各项制度，为唐王朝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在唐朝肇建的过程中，高祖的长子李建成有较大的贡献，但次子李世民的军功更为卓著，以至于有相当一部分史家认为高祖能得天下，倚靠的是李世民之力。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，他与李建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高祖的表现优柔寡断，加剧了兄弟间的争斗。这一斗争最后以武德九年（626年）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伏兵于玄武门，发动军事政变，射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而告终。事变后，高祖被迫册立李世民为太子。八月九日，高祖禅让帝位，成为太上皇。李世民继位，是为唐太宗。

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一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，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识的帝王。即位后，经常与大臣讨论历代王朝盛衰的教训和治国方针政策。他从隋末民变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，吸取隋灭教训，重视百姓生活；留心吏治，选贤任能，知人善用，从谏如流，任用杜如晦、房玄龄等贤臣，李靖、李勣等战将，重用魏徵等诤臣，出现了以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为代表的一批文臣武将，保证了政治稳定和各项政策的施行；采取了以农为本，厉行节约，休养生息，文教复兴，完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治世政策，使得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。

同时，太宗大力平定外患，攻灭东突厥、吐谷浑、高昌、薛延陀，打击高丽（即高句丽）、吐蕃（后以文成公主嫁予松赞干布）；尊重边族风俗，对少数民族采取相对平等的态度，曾说：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。”出现“胡越一家”的盛况，四方诸国尊他为“天可汗”。

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，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（627年－649年），唐朝出现了一个政治较为清明、经济快速发展、社会安定、武功兴盛的局面，史称“贞观之治”，是为唐朝的第一个治世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（649年）五月二十六日，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。六月一日，李治即位，即唐高宗。次年改元“永徽”。

永徽四年（653年），高宗借房遗爱等谋反一案，将诸宗室、勋贵中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，巩固了自身的皇位。永徽六年（655年），他力排众议，在李勣、许敬宗等支持下，废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，立昭仪武氏（即武则天）为后，并借机打击顾命之臣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。这场斗争具有打破士族集团在政权中的优势、削弱其势力的意义。

高宗在即位之初，召见各地的朝集使，对他们说：“朕刚刚即位，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，未说透彻的再次上书启奏。”从此每天带十名刺史进入阁中，询问民间百姓疾苦，及其从政措施。他又下诏，不许京官及外州进献鹰隼及犬马。高宗君臣照贞观时法令执行，故永徽年间，边陲安定，百姓阜安，有贞观之遗风，史称“永徽之治”。

麟德二年（665年）十月，高宗从东都出发，前往泰山封禅。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，随行的还有突厥、于阗、波斯、天竺、倭、新罗、百济、高丽（即高句丽）等国的使节和酋长。此举显示了当时唐朝的富强。这一时期，唐朝的人口也从贞观年间的不满300万户，增加到380万户。

在文治天下的同时，高宗一朝继续扩张征战，史称“唐朝对外的威力，以高宗时为极盛”。高宗在位期间，唐朝的疆域最广，东起朝鲜半岛，西临咸海（一说里海），北包贝加尔湖，南至越南横山。这一版图基本维持了三十余年。

李治在位时，武皇后（名武瞾，一般称武则天）逐渐参预朝政。武则天原为李世民的才人，李世民死后出家为尼，后被高宗召入宫中，在权力斗争中获胜，被立为皇后，史称她“素多智计，兼涉文史”。显庆五年（660年），李治因身体原因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朝政，她因此得以与李治并称为“二圣”。

弘道元年（683年），高宗驾崩于紫微宫贞观殿，太子李显即位，是为唐中宗。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。光宅元年（684年），武则天因中宗与之不合，将他废为庐陵王，另立四子李旦为帝，是为唐睿宗。

这之后的几年间，先后有扬州徐敬业、宗室越王李贞、琅邪王李冲等起兵，都被武则天派兵平定。宗室叛乱直接导致了武则天对唐宗室大臣的清洗，也为她称帝铺平了道路。载初元年（690年），武则天制造祥瑞，迫使睿宗禅位，自称大周“圣神皇帝”，改国号为周（史称“武周”），定都洛阳，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

武则天当皇后时，就提出十二条施政意见，包括劝农桑、薄赋徭；减省功费力役；息兵；提升才高位卑的官吏；广开言路等。在她统治期间，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养奴婢的数目，改革徭役和户籍制度，允许逃亡农民在一定条件下编附户籍。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，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增加到650万户。

武则天具有驾驭臣下的能力。她为培植自己的势力，鼓励士人自荐，又开殿试和武举，设“试官”，大量破格选用和升迁官吏，时称“北门学士”。虽有录用过多、升迁过快的弊病，但一旦发现不称职者就立即贬黜。她慧眼识人，明察善断，赏罚分明，培养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。像唐休璟、狄仁杰、张柬之、张仁愿，以及开元名臣姚崇、宋璟等，都是武则天发现并提拔起来的。非士族阶层的广泛参政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，抑制了士族势力，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武则天统治期间，在军事上重设安西四镇，抵抗后突厥侵扰，并在东北契丹的“营州之乱”爆发后设法将其平定。这些举措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贡献。

武则天称帝期间，社会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，当时佛教大兴，该时期佛寺兴建频繁，扩建的龙门石窟为其代表。后人称其统治“上承贞观，下启开元”或“政启开元，治宏贞观”。

睿宗复位后，朝政依然腐败。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，势力变大，宰相七人中有五人因她得位，文武大臣也多半依附于她。这就与太子李隆基发生了尖锐矛盾。景云三年（712年），睿宗传位太子，李隆基即帝位，是为玄宗。先天二年（713年），玄宗率先下手，将太平公主赐死，其党羽或杀或逐（参见词条先天政变），改元“开元”。自武则天以来的皇后、公主干预政事的局面至此结束，自中宗即位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也至此稳定下来。

玄宗登基后，致力于整顿此前遗留的诸多弊政。他先后任用姚崇、宋璟、张嘉贞、张说、李元纮、韩休、张九龄等一批熟悉吏治、富有才能的宰相，选择良吏、建立制度，同时下令精简官僚机构，裁减冗官，除奢从简，注意租税的均平征敛，又通过括户等手段缓解土地兼并导致的逃户问题。面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，他适度进行改革：放松对逃亡编户（客户）的限制；军事上，改府兵制为募兵制，并兴复马政；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对大行政区放权；提高执掌贡举官员的等级；用《循资格》稳定官僚队伍；全面修订法律，颁布《大唐开元礼》；设“常平仓本”调剂贫富；立“劝农社”促进农事；大力兴修水利，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；在东、西二京置集贤院，集中学者整理典籍，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。

这些政策使唐朝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，成为一个国力昌盛、文化灿烂的强大王朝，吸引着周边政权向它学习、与它交往。到开元末年，国家富庶，物价低廉，社会秩序良好，行旅千里不绝。

对外方面，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，并再次降服契丹、奚、室韦、靺鞨等政权；西域方面，吞并大小勃律并且攻灭突骑施，塞北政权方面降服复国的后突厥，后又扶持回鹘剪灭后突厥。

玄宗改元天宝后，因承平日久，国家无事，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意志，志得意满，开始追求奢欲、倦于政务。在天宝四载（745年）纳杨玉环为贵妃后，玄宗更加沉溺酒色。这时宰相李林甫专权。李林甫虽然精于吏事，但打击政敌不遗余力。

虽然政治趋于腐败，社会风气日益奢靡，但天宝年间经济仍有发展。天宝十二载（753年），自长安向西万余里，仍是人户相望、桑麻遍野。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，全国统计户口有900余万户，5200余万口，达到唐朝统计户口的最盛。